范欣
张朝近期，全球多个国家陆续公布了最新通胀数据，美国3月CPI达8.5%，高于2月的7.9%，创40年新高，欧元区3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7.5%，同样创历史新高，土耳其等一些国家通胀率已飙升至两位数，多年来通胀率维持低位的日本也会受到波及，今年市场普遍预测其通胀率可能创1992年以来的新高。从当前趋势看，今年全球通胀率仍处于一个“高烧难退”的阶段。而且，这种高通胀的状态很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对全球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
观察推动各国通胀率提升的主要因素，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是直接推动力，一方面全球油价今年以来快速上涨并维持在100美元/桶附近，另一方面全球主要农产品如小麦、大豆、玉米价格也持续维持高位，3月份世界食品价格上涨12.6%，创199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直接拉高了全球居民的日常生活成本。全球通胀率提升与乌克兰局势有直接关系，因为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产油国，而乌克兰是全球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国；气候变化也是通胀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极端天气频发造成拉美地区2021年农产品产出下降，粮食供给减少；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间接诱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发达国家天量的货币供给扩大了总需求水平并推动了粮食等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上涨。
可以说，当前通胀率大幅提升是疫情暴发后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其背后的深层次矛盾难以通过单一国家的单一手段解决。
疫情暴发以后，由于全球各国均出台了限制居民出行、工厂生产等措施，大宗商品的需求端短时间出现了塌陷，导致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快速下跌，国际石油期货价格一度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负油价”，这一阶段全球主要国家的通胀率是下行的，美国的通胀率在2020年1月时为2.5%，到2020年6月已下降至0.6%。
之后，美国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并向居民发放现金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当时，欧美国家的生产端仍处于半停滞状态而需求端却得以快速恢复，这一供需缺口本来是会带动短期通胀率大幅抬升的，但因我国防疫得力，商品生产秩序快速恢复，源源不断的商品从我国出口到欧美国家，客观上抑制了欧美国家的通胀率。2020年7月至2021年2月，美国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2%以下的温和水平。
但另一方面，欧美国家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和原材料生产国家因疫情导致的大宗商品供给受限使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国的主要工业企业这段时间内虽然订单饱满，但利润却因大宗商品提价、物流成本抬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三重因素受到挤压。当利润被挤压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国工业企业提价就在所难免，如此也就完成了一轮通胀在全球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传导。从2021年3月起，我国PPI开始出现快速上涨态势，到2021年年末，我国PPI当月同比已达10.3%。同时期美国的通胀率也出现了快速提升，到2021年年末美国通胀率达到了7%。
今年以来，乌克兰局势进一步影响了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在全球的供给水平，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的必需品价格也快速提高，给全球通胀率提升带来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同时，一旦全球主要粮食生产国今年再次出现极端天气，那么全球通胀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造成如今全球通胀水平较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发达国家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疫情导致原材料供给不足；地缘政治带来的全球供应链不畅。如想有效控制全球通胀率不仅需要从货币政策端抑制总需求，更需要畅通全球大宗商品的供应链，从供给端增加有效供给。
为了有效抑制通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当前主要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加息缩表抑制总需求。今年以来全球有30多家新兴市场央行一次性加息至少50个基点，美联储5月大概率加息50个基点，加拿大、新西兰、韩国等央行近期也纷纷加息。
需要注意的是，从需求端抑制通胀率虽然短期能产生一定效果，但因能源和粮食皆是生活必需品，如不增加有效供给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短期滞涨问题。这点其实与上世纪70年代全球面临的问题有较多相似之处，当时粮食减产粮价大涨，地缘政治导致的两次石油危机使能源价格大涨，美国通过较强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走出滞涨的经验来看，不仅需要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一定阶段压制总需求，更需要有新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各国的分工协作，从供给侧发力扩大有效供给才能彻底走出高通胀、经济低增长的阴影。
对我国而言，目前PPI仍处于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上，CPI也有环比向上增长的压力，当前仍不能忽视全球通胀对我国所产生的外溢效应。短期一方面需要尽早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最大程度减小疫情对供给的冲击，避免供给不足推高PPI和CPI，另一方面则需有效保障初级产品的供给，对一些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品切实增加自身供给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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