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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导演刘娟:十年酝酿,一个关于侠义与坚韧的故事

第8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2024

●ToroScope

《怒江》导演刘娟自述:

十年酝酿

一个关于侠义与坚韧的故事

平遥国际电影展 9.24-9.30

9月24日,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平遥古城开幕。

由贾樟柯监制、刘娟执导,王砚辉、邓恩熙主演的影片《怒江》在站台-露天剧场举行了首映。影片以犯罪类型片的方式,讲述了丧女的胡登杰(王砚辉 饰)为了解女儿去世的真相,千里追寻女儿的闺蜜季红(邓恩熙 饰),因此卷入了一起边境秘密交易的故事。

首映之前,导演刘娟向陀螺电影动情地讲述了她在拍摄《怒江》之前的种种经历,包括她在云南怒江地区支教、在印巴边境和美国黑人社区调研、为张桂梅拍摄纪录短片等等。

这些经历虽然从时间上跨度长达十年之久,从距离上也相隔万里之遥,但它们共同激励着导演的创作,最终促成了《怒江》的问世。


《怒江》概念海报

以下是《怒江》导演刘娟对其经历的自述:

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初恋未满》于2013年公映,这部影片是一部青春片,由于2015年前后是青春类型片的一个小高潮,所以《初恋未满》算是赶上了这波风潮。


刘娟首部剧情长片《初恋未满》剧照

但这之后我想尝试在犯罪类型片里寻找可能,但当时行业里大多数人对女性导演的犯罪类型创作没有信心,而我又非常坚持,别的类型不想拍,所以就经历了比较长的构建故事和匹配制作的时间。

我其实是在2006-2009年,写第一部剧情长片剧本时,就有过想做犯罪类型片的想法,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松本清张的小说,以及《日落大道》《雌雄大盗》《出租车司机》等等影片都给了我一些启发。我尝试写过几个剧本,都是女性犯罪,但好的犯罪类型片其实要和社会当下紧密绑定,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时代语境,所以那几个剧本也没拿出来,就当作剧作练习了。直到后来,我找到了家庭关系或者说亲密关系的切口——也正是这个阶段,我在怒江的经历触发了我。


导演刘娟,早期工作照

《怒江》这颗种子的萌芽,源于过去十年里几段不同的经历。

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做纪录片开始的。2008年,我给汶川地震做过纪录片,拍了那边孩子的素材。这个经历可能跟我再之前的背景有一点关系: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在哈尔滨电视台的《万家灯火》栏目做过实习记者,我更习惯从个人的成长背景或者家庭关系来研究问题。2013—2017年之间,我开始协助Teach for China美丽中国支教(后简写“美丽中国支教”)工作,有机会在边境线上走进很多学生家庭。

当时这个公益组织不像现在这么庞大,非常需要综合性人才……在这个组织中间,我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共同成长,成为亲密的战友和伙伴。这些人大多毕业于国际一流院校,放弃了大城市的高薪工作,愿意留这么一段时间,投身到边疆教育,大家想通过各自有限的能力,做些有长久意义、不求回报的事。这个很单纯的初衷,让我也拿起了摄影机,对我所生活的时代有了更多观察,开始也没想能持续这么久。


导演刘娟,早期工作照

2013年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初恋未满》上映之后,我几乎马上就投入到这个事情当中,拍摄我们的学生和她们的家庭,也会教授她们英语、语文或者音乐、摄影、体育……也会做一对一的心理疏导。

我每次去的时间比较松散,因为我要负责把所有的拍摄素材带回来、整理,把那边的情况和北京负责管理的同事进行交流,所以我的工作是不断往返,而不是一个专职教师。另外,当时美丽中国支教也陆陆续续受到了一些投资人的关注,他们想知道我们的愿景,到底想把这个学校做成什么样?为什么要做这些学校?要怎么跟这些学校合作?我的工作就是拍摄很多当地家庭、老师和学校,包括一些具体的课程,把这些影像给投资人看,告诉他们我们的努力所在,以及接下来的需求。

那个阶段,美丽中国支教发展迅速,在那会儿你能看到的这个组织的所有短视频、短纪录片都是我来制作的。但后来确实因为学业发展,我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只能退出。

在与当地人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留守家庭学生的一些普遍问题,虽然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其实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寻求这个“渔”,孩子们最需求的,可能不只是知识,深往下挖掘,会发现他/她们最渴望的是那种很亲密的爱。

当地学生家庭里,经常是母亲、奶奶(或者姥姥)祖孙三代女性生活在一起,她们之间的关系很冷漠,比如,其中有一个人在病痛当中,其他人会视若无睹,别人对待他/她们家庭往往也是如此。他/她们对痛苦的无感,我们所谓的关怀、关心甚至呼救,在家庭日常里都趋近于零。除了日常衣、食、用,亲人间的沟通所剩无几。

那么学生缺乏的这种“爱”,老师要怎么给呢?

每个老师可能都是很短地呆上几年,也没有办法持续供能学生的一辈子。你怎么让她/他们在我们离开之后,还能相信世界是有爱的,你怎么让他/她相信自己去爱了、去表达了,别人就会回馈她/他?要让一个叛逆的青少年去做出改变,有勇气爱别人、珍惜她/他的生活,非常难。我们一度是在盲人摸象、找不到方法,只能去教授知识、嘘寒问暖、关心他/她们的家庭,但是怎么看这种方法都是最粗浅的,治标不治本。

我们开始从原生家庭来找,而且我发现对于很多家长,留守是被迫的,不管是因为生活的压力还是追求更美好的憧憬,他/她们在外艰辛,用尽全力维持一个家,但这个被留守的家,跟他/她想象得完全不一样,亲密的人也会因为长时间的疏远没有办法再了解对方,甚至已经不认识对方了,这都是非常痛心的。


导演刘娟,早期工作照

我们周围,很多看上去非常顽劣的“不学无术”的“坏学生”,如果我们能持续理解和关心,一段时间后,她/他实际上就会不自觉地用我们关心过她/他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学生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思维和情绪,而这些的根源,就是她/他们没有被爱过!当一个孩子受伤之后,被污蔑、被冤枉了之后,如果你第一时间去关怀,那么她/他就不会去伤害别人,她/他会知道原来去关心、去理解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就算一个简单的拥抱、一句话,对他/她的生日祝福,给他/她的微笑……

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被忽视的互动,却是最有效的心灵抚慰。尤其是你赶上了孩子很焦虑或者痛苦的状态,你的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下意识的反馈是什么,其实会给她/他带来重大的影响。

2015—2016年期间,我同时拍一个印巴边境线附近的纪录片。因为我云南支教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办法干别的事情,纪录片要求一个创作者随时冲上去,所以那个阶段我大部分的时间只能做纪录片,如果我进到任何一个剧情片的项目里,或者广告的项目里,一旦有了商业的诉求,我的时间就都不自由了。

这个印巴边境的纪录片是一个机缘巧合,我在那边接触到了印巴边境线的留守家庭,去到家庭里,发现了很多家庭与怒江边境相似的处境,青少年所遇到的问题是普遍的。他们的家长也会去孟买、加尔各答,或者是更偏向旅游业的果阿工作,甚至有可能越境到巴基斯坦。

事实上,在2014年我就去过印度,那个时候我的语言非常不好,除了比较偏旅游的翻译,也没有真正当地的朋友给我做深入的翻译。当时那种环境下,从表象感性上看,我可能会直觉印巴边境与怒江的相似性,等到后来再反复回去,我已经在当地有了特别好的朋友,有了接受我生活的家庭,我印度妈妈的儿子一直是我的翻译,通过他,我逐渐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数据,当初感性的认知,逐步得到现实支撑。


导演刘娟,早期工作照

如果不是疫情,这个纪录片会一直拍下去,因为我已经跟拍上了三个比较典型的印度留守家庭,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包括这些孩子、这些家庭里面的女性成员,她们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相当于我的田野调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篇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纪录片就变成了我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工具。

后来在我读了博士之后,我就发现不只是在怒江边境,不止在印巴边境,甚至在美国也是!我在纽约读博时住在127街,下十个街区就是哈林区(Harlem),因为在当地经常做一些社区活动或者公益活动,我就很容易进入到当地的黑人家庭里,而我进去之后就发现,那里也是一样的。

所有这些,导致我坚持一定要做《怒江》。

就是觉得先拍这部电影吧,可以说过去十几年的生活体验和学习经历,都让我觉得这部片子是有很强的普世意义的。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拍摄张桂梅老师的经历,也加强了这个信念。我后来还跟之前美丽中国支教的同事说过,张桂梅老师跟我们使用了非常相似的方法,这就证明我们的方法是放之四海的。只要面对学生,用的方法殊途同归,那就是用心用爱去引导。关于张桂梅老师要通过高考的方式让女孩子们走出深山的做法,我认为这是她唯一可以做的,这方面我肯定没有张老师调研更丰富,但我确信这是最快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那边的孩子她们的结婚年龄非常早,如果再等,如果不抓住高考这样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她们真的没有别的出口。

当时是2021年,新媒体平台“新世相”找到我(《你好,张桂梅》),那时候我刚生完小孩儿五个月,其实都没有办法出去工作,而且张老师真的非常不好采访,难度很大,她已经接受过很多采访了,你到底要以哪个角度切入这个纪录片,实际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刘娟执导,纪录片《你好,张桂梅》海报

我肯定不希望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不管什么东西,我特别在意我所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意义,这个意义不是指票房、收视率,重要的是它能帮到我的访问对象什么?通过这个纪录片,我们要发出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我考虑了小一个星期,最后才决定去。我们在那里大概呆了半个月,没有一上来就拍,而是观察了她很久,其实最后的拍摄我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但用了很长的时间观察她和跟她聊天。那之后,我觉得我找到了这个片子真正的意义——就是帮她招到更多的老师和帮手。她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

《你好,张桂梅》的工作是在拍摄《怒江》之前完成的,但因为《怒江》的剧本很早就写定了,后面一直就是在等待整个制作的契机,所以可以说《你好,张桂梅》和《怒江》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但是我很敬佩她,她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做这件事情,那我坚持的时间相比起来太短了,所以这个鼓励是在的,这个经历确实论证了我想要的拍的东西,确实要完成,一定要实现。

应该说,所有这些都是引发《怒江》这个故事、这部电影的原点。


《怒江》片场工作照

我在怒江呆的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想象在那边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大量地看书,大量地和当地人交流,当地有非常多的社会和生活经历,都是宝贵的第一手素材。

我自己对国际新闻也非常感兴趣,这是从小我父亲给我养成的一个习惯,我想因为我是重庆人,所以西南三省好像在一些问题上是共通的,我们会了解很多边境相关的信息,看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家里也会经常讨论、彼此交流。

当然,《怒江》这个故事不管说到什么样的大问题,无论是跨境贩毒、缅北动荡等等,其实归结下来我都希望把它处理到个人,让它进入到主角自己的命运环节中。我不是去展开这些大问题,更多地是使之成为戏剧基础和情境,看它们如何对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产生影响。

《怒江》这部电影的剧本,我其实是倒过来写作的,我先写了结尾胡登杰教季红舞刀的那场戏,那场戏是我最想表达、最想让它存在的,如果说我做这部电影确实有一些坚持,我内心里想要讲的就是那一场戏。在那场戏里,季红问胡登杰,你就没有害怕的事情吗?老胡就对她说了那段话……

他既是说给季红听的,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而这段话也是我想告诉学生们的一段话,但是我没有机会告诉她们。


《怒江》剧照

这部电影讲的其实是宽容与和解,讲的是我们和自己的和解,另外就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些站在我们对立面的事物:世界上每一天、每个角落都在发生冲撞和对抗,而激荡的社会浪潮其实就像是一个显微镜,它不断地考验人性,当人需要不断做出选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其中的情谊,或者说“侠肝义胆”。

我在写给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文字里也提到,所谓的“侠肝义胆”就是说,不管哪个阶层的人,我始终相信人的本真是求善的,是第一位的。就像老胡这个人,他在面对季红的时候,他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他做的选择是什么?这里面就彰显了侠肝义胆。


《怒江》剧照

我以前觉得这种“侠义”文化是不是东方人独有的,但后来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天底下的百姓们,那些朴实无华的普通人们,他们无论是哪里人,其实早就已经把这种有情有义的人生过在日常生活里了,这总是很打动我。

尤其是小女孩儿们,不管是我在云南边境遇到的那些学生,还是我在印巴边境遇到的那些姑娘,她们在对抗暴力、或者说对抗生活里那些困境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魄力,坚持和韧性,都让我感到她们就是当代女侠。

能够书写这样一个既能关注到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现象,又能把我所在意的这种人情放置其中,然后在善恶的选择里让人性本身的力量彰显出来的故事,这于我而言本身就完美地达到了目的。


《怒江》剧照

从怒江离开了之后,我一直就在想,一定要坚持把这部电影做下去,因为这部电影最终是献给我的学生们的。

有了上面说的这个段落,整部影片慢慢发展、优化,到我从美国读书回来,恰逢疫情,那个时候我的制片人赵静就把剧本递给了贾樟柯导演,慢慢就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做了。

就在这个时候,似乎市场上对女性导演的信任也更大了一些,在这样的契机之下,我真的完成了这部电影。


导演刘娟,在《怒江》拍摄现场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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